2008年1月，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除此以外，环境税还将于今年研究开征，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已经使“招工难”的现象持续了近四年之久。在环境、资源和劳动力的三重约束下，“中国制造”的整体裂变，已真正拉开大幕。平均利润率维持在8%左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站在生死考验的路口。此前一年，受人民币升值、两税合一、出口退税下调等的冲击，仅仅是珠三角的制鞋厂，已有上千家倒闭。号称“世界鞋都“的东莞，正和全中国的制造业一起，体验着转型的痛楚与希望。
搬迁?升级?还是转行?企业家们和政府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在城市发展方向上的上下求索，是珠三角转型的一个典型例证。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土地、水、电等资源约束下，深圳将粗加工业外迁，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创造出研发与市场“一张皮”的深圳经验。机会也正在来临，创业板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这将为深圳的创新体系投下一枚“深水动力弹”，从而使深圳的高科技支柱产业获得生生不息之根本。
即便是深圳这样的先行者，企业的外迁历程依然在继续。尽管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已经在逐步告别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却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其它二线城市企业的经典盈利模式。“血汗工厂“的指责与去年因质量问题而发生的大规模产品召回，都根源于“中国制造“身处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严峻处境。不断加大的生产成本与被采购商残酷压低的出厂价格，使得生存，而不是质量、创新与品牌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终端的巨型零售商，掌握着第一手海外市场信息的跨国采购商，切合海外消费者最新需求的设计办公室，构成了中国制造厂家极难跨越的生死障碍。这就是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打工者的市场权力结构。
也正是由于这种非常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使得作为“中国制造“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走在搬迁和升级的路上。据亚洲鞋业协会的统计，去年搬离珠三角的鞋企，大约25%迁到越南、印度等国家，50%的企业则迁入了与广东临近的湖南、广西与江西等内陆省份。这其实是一次相当冒险的跃迁。搬去内地，不仅仅要承受高得多的物流成本，更要面临产业配套缺失。与沿海相比，内地的市场环境很可能要略逊一筹，而该征的税却依旧会征,劳动合同法也不会有沿海与内地之别。即使迁往越南、泰国或印度这些东南亚国家，除了原材料和人工成本要低廉一些，在产业配套与市场环境方面的考验，将更为严峻。
基于产业集群所形成的设计、采购、制造、人力、市场信息乃至商誉所构成的安全性，使得搬迁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只要外部环境不到非常艰难的境地，企业家们一般都不愿意轻言搬迁。对他们而言，更好的选择是去内地或其他低成本的国家“布局设点“，增加新的产能，而将“大本营“留在产业集群所在地。这也是一个市场拓展和产业转移的自然过程，政策变动或外部市场规则的变动如果过于猛烈，这样一个自然过程就会遭到破坏，甚至有可能造成产业链条的中断。
按道理来讲，“鞋都“、“瓷都“、“家电之都“的诞生，会使得这些产业集群逐步具备与采购商进行市场博弈的能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会逐渐衍生出高端的设计行业，同时，由于产品和交易程序的标准化，以及电子商务在最近几年的崛起，使得交易费用大为降低，交易渠道日渐拓宽，中国的制造厂家应该取得更加独立的市场地位，从某种依附型的市场关系向自由选择采购商的市场关系演变。
这也是佛山、顺德等城市在产能外迁的同时，着力打造“总部经济“的决策基础。既然是总部，就必然是指挥、创意与信息集中的基地，低端制造部分将会向低成本区域转移。
然而转移到哪里?所谓“先富带动后富“，改革之初的宏大改革路径设计的涵义，于今尤显。这既不是雷锋式的无私帮助，也并非国家一纸政令所可推动完成。每个企业家都会比政府更加仔细地计算成本、可能的风险与收益，继“搬还是不搬“的痛苦抉择之后，“越南还是湖南“又将成为新的问题。谢国忠在2007年9月曾经建议，中国应该建设一条经江西、湖南、湖北直达深圳盐田港的货运专线铁路，并在沿途的主要工业园区设置车站，完成远洋航运和铁路运输的无缝对接。——这未必不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建议，它的所指，正是中央政府所力促的“中部崛起“乃至“西部大开发“之实现所需要的硬件建设。
实现沿海与内地的产业梯度无缝连接，增加内地居民的消费与生产能力，使中国经济体在国际进出口的大循环之外，形成一个以13亿消费者市场为依托的内生小循环，的确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大局。 “中国制造“的升级与转移，一体而两面。实际上，在“中国制造“的顶端，联想、海尔、TCL都已经朝海外市场迈出了比较大的步子。而2008年的元月份，更有无锡的药明康德宣布将收购位于美国明尼达州的生物制剂和医疗器械领域的一站式供应商AppTec公司，“中国制造“正在向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创造“移步换形，而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公司所走过的路径，或许恰好启示正在经历痛苦转型的“中国制造“的未来。